當零售巨頭轉嫁成本成爲常態：中小企業如何利 - asiasworldcity.h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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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日，《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》正式施行，在此背景下，6月10日晚至11日，衆多車企紛紛發聲承諾將供應商支付賬期統一至60天內。廣汽集團、中國一汽、東風汽車、賽力斯、吉利汽車、長安汽車、比亞迪、奇瑞集團、小鵬汽車、小米汽車、長城汽車、理想汽車、蔚來汽車、上汽集團等紛紛表態。這些車企的集體行動，既是響應國家政策的要求，也是汽車行業從“價格內卷”向“生態共建”轉變的關鍵轉折點，有利於緩解供應商運營壓力，推動產業鏈協同創新，促進產業鏈整體升級。在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導向下，中國零售業正經歷深刻變革。然而，供應鏈上下游的利益分配失衡問題日益凸顯，頭部零售商通過強制要求降價、延長賬期、單方面設定條款、提高准入門檻等手段，將經營成本轉嫁給中小供應商，導致後者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，甚至被迫退出市場或降低產品質量。這種利益分配的失衡，不僅讓中小供應商在夾縫中求生，還阻礙了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。當外部貿易環境波動、關稅壁壘加高，頭部零售商轉嫁成本的行爲更是雪上加霜，暴露出傳統零供關係中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。利潤空間的壓縮自2025年2月4日起，美國對原產於中國及中國香港的商品加徵10%關稅，這使得從中國採購商品的美國零售商成本大幅上揚。沃爾瑪、開市客等頭部零售企業要求部分中國供應商大幅降價，尤其是廚具和服裝等產品，部分供應商被要求在每輪關稅調整中承擔10%的價格降幅。這種行爲直接壓縮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，導致部分企業利潤銳減。例如，有媒體報道，廣東一家從事食品工業的公司，因北美訂單的關稅政策問題，利潤總額同比減少了40%以上。頭部企業的降價要求導致合作的貿易公司訂單量直接減半，進而波及到上游的中小企業。這家廣東食品公司合作的貿易公司爲沃爾瑪美國的供應商，由於被要求降價，訂單量減半，該食品公司作爲上游的公司受到直接影響。由於基礎類工業品的利潤很低，主要靠走量，頭部企業的降價要求和訂單銳減直接導致中小企業利潤受損。中小企業應對成本壓力轉嫁的能力較弱，只能採取被動措施。除了尋求可替代客戶外，沒有其他有效辦法，這反映出中小企業在面對頭部企業擠壓時的無奈和困境。此外，頭部企業的擠壓行爲可能引發更緊張的零供關係，甚至會逼着供應商爲了成本而降低產品質量，進一步影響供應鏈的穩定和產品質量。零售巨頭以“維持終端價格優勢”爲理由，將關稅成本完全轉嫁給中國供應商，形成了“雙向擠壓”的殘酷格局——上游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，下游零售巨頭強制壓價，中間的製造環節成爲承受雙重壓力的“夾心層”。Costco也同樣要求中國供應商降價以應對成本壓力。面對如此這般的困境，部分企業不得不轉向東南亞等地區分散風險，如一些服裝、玩具代工廠紛紛在越南、柬埔寨等地設廠，以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寬鬆的合作環境。這種轉移不僅削弱了中國供應鏈的完整性，更暴露出“低價依賴”模式下零供關係的脆弱性——零售商將供應商視爲單純的成本緩衝器，而非利益共同體，最終導致產業鏈生態的撕裂。隱性成本轉嫁賬期本是商業交易中調節信用關係的中性工具，但在有些大型企業手中，卻異化爲資金掠奪的核心手段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4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已達64.1天，較2023年增加3.9天，而零售行業的賬期問題更爲突出，頭部電商平臺的貨款結算週期普遍長達60天以上。從資金運作的角度看，若一筆100億元的賬款被延長1年支付，按3.0%的銀行利率計算，零售企業可賺取稅前3.0億元的利息收入，而供應商則不得不面對現金流斷裂的生存危機。2022年，每日優鮮的暴雷事件堪稱典型案例——作爲昔日的“生鮮電商第一股”，其將供應商的賬期從正常的2個月拉長至105天，累計拖欠貨款達16.52億元，最終因資金鍊斷裂導致大量供應商集體討債，暴露了長賬期模式對供應鏈生態的毀滅性破壞。除顯性的降價與長賬期外，頭部企業通過“規則霸權”構建了更爲隱蔽的擠壓體系。在規則制定層面，大型零售企業單方面設定交易條款，中小企業幾乎沒有談判空間：從要求供應商承擔促銷費用、物流損耗等隱性成本，到強制簽署"獨家供貨協議"以限制渠道合作，每一項規則都在強化其壟斷地位。破局路徑：政策、技術與生態協同面對零售行業供應鏈權力失衡的困局，政策層面率先發力。前不久，新版《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》（下稱“條例”）發佈，剛性的付款期限約束和高額逾期利息，大幅提高了零售巨頭的違約成本。不少專家認爲，條例的施行，將提升中小企業賬款回款效率，緩解部分企業現金流困難，中小企業的“錢袋子”將更有保障。5月25日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佈了《網絡交易平臺收費行爲合規指南（徵求意見稿）》。對互聯網平臺向商家收取費用的各種行爲，提出了明確合規要求。這是國家強化平臺經濟監管、整治“收費不透明”“隱性成本高”等頑疾、保護商家權益、實現互聯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作。政策的引導只是破局的第一步，產業層面的主動變革同樣不可或缺。中小企業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，就必須突破固有發展模式，通過垂直整合、自主品牌建設和產業集羣協同等戰略提升自身競爭力，提升企業的議價能力，向高附加值環節邁進。此外，產業集羣協同發展戰略，則能充分發揮企業間的協同效應。浙江義烏的小商品集羣、廣東中山的燈具集羣等案例表明，集羣內企業通過聯合採購、共享渠道、協同創新，可有效降低成本、提升議價能力。政府引導集羣建立共性技術平臺和供應鏈協作網絡，將進一步增強產業集羣的整體競爭力。當政策和產業層面的佈局逐步展開，技術賦能則成爲推動供應鏈變革的關鍵引擎。在數字化浪潮的衝擊下，工業互聯網、AI技術和區塊鏈等新興技術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構供應鏈協同模式。政府加大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的補貼力度，將推動更多工廠接入工業互聯網平臺，加速柔性製造轉型進程。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進行需求預測和庫存優化，推廣供應鏈智能管理系統，能幫助中小企業實現從生產計劃到物流配送的全流程智能化，顯著提升運營效率。而區塊鏈技術的應用，則爲構建透明化協同體系提供了可能。通過構建“供應商—零售商—金融機構”的區塊鏈聯盟鏈，可實現訂單、發貨、驗收、付款等環節的自動化執行，減少人爲干預，保障交易公平。零售行業供應鏈的權力失衡，本質是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深層次矛盾的集中爆發。中小供應商的困境，不僅關乎企業個體的生存，更關係到中國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和供應鏈生態的穩定性。破解這一困局，需要政策、產業和技術層面協同發力，跳出傳統的零和博弈思維，構建“價值共生”的新型供應鏈關係。政策遏制權力濫用，爲公平競爭築牢制度根基；產業推動能力升級，提升中小企業的不可替代性；技術賦能協同創新，重塑供應鏈的信任機制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讓供應鏈從“擠壓閉環”走向“價值循環”，在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關鍵時期，實現中國零售業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歷史性跨越。這不僅是中小企業的生存之戰，更是中國產業價值鏈向高端化邁進的必由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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